郧西知青记忆

来源: 郧西县档案局     |    作者:      |     发布日期: 2017-12-12     |     [      ]

“知青”是指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居住在城镇的青年人,主要是初、高中、和大中专学校毕业生,而这些青年人离开城镇到边疆或农村去参加生产劳动等活动 ,被称为"知识青年上山下乡",“上山下乡”一词最早见于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《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(修正草案)》的文件中,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“上山下乡”的这个概念,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。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,这年的8月9日,北京青年杨华、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去垦荒,11月份获得北京团市委的批准与鼓励,随后引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热潮,毛主席发出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,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”,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很有必要”的指示,随后各级政府组织大量城市"知识青年",到农村定居和参加劳动。上山下乡有两大模式::农场和插队。农场主要是兵团和干校,需政审体检等手续,而插队属于集体所有制,没有名额限制(赴边疆除外),就是安插在农村生产队,和普通社员一样挣工分、分口粮。1968年以前以农场模式为主。以后以插队模式为主。其中,1968年到1970年为“上山下乡”高峰时段。

1968年5月7日,毛主席发表了“五、七指示”,号召干部下放劳动。为贯彻“五、七指示”,郧西县于1970年12月,开办了“五、七干校”。第一批参加学习党政干部243人,分住在关防铺和上津孙家湾,以班为单位,每周学习两天,劳动四天,每期半年;学员逐期轮换。截止1979年1月,参加干校学习的党政干部共874人。

在干部下放的同时,全县还贯彻执行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。自1968年开始,陆续有大批初、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,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,接受“贫下中农”再教育。为加强对知青的管理和领导,1973年,县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,专门负责知青下乡安置等系列工作。到1978年,全县共有1885名知识青年及武汉市来郧西安家落户的225名知青,分批下放到县内22个公社及农、林厂,接受劳动锻炼和再教育。同时,郧西县按照“五、七指示”精神,还动员了大批城镇居民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。

从1973年开始,县委按照上级要求,根据下放知青的表现好坏及时间长短等条件,开始对其分期分批安置就业。到1980年12月,全县先后安置知青就业1852人,占下放知青总数的98%。直到1990年前后,关于知青的一些遗留问题,才全部解决。

上山下乡运动,从当时的现实情况考虑,在主观上是好的,那时,经济落后,生产力水平低,城市就业机会本来就少,加上文革爆发后,“停课闹革命”及学制改革等原因,大学不招生,工厂不招工,各行各业一度处于停滞和混乱状态,还要时时处处割资本主义尾巴,自主创业更不可能,导致大批初、高中毕业生无法就业,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,尤其是红卫兵对社会危害更大,所以,“上山下乡”也就成了那个时代必然的新生事物;同时,对知青们体验农村疾苦,磨练劳动意志,加强城乡文化交流等,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;但客观上,对缩小城乡差别和社会发展,并没有起到预期效果,总之是弊大于利。

从1956年开始的知青下乡,到1977年最后一批知青下乡,前后二十几年,给农村带来的是不良后果,给知青家长带来的是满腹怨气,给知青本人带来的是身心伤害;在当时极"左"的政治环境里,其实质是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,带给广大老百姓的共同灾难。改革开放后,国家停止了“上山下乡”运动,并制定了一系列知青返城的优惠政策;从1979到1981年,绝大部分知青已返城,少数因婚姻等问题在农村定居下来,该运动才到此为止。邓小平在1978年曾就知青问题总结了一句话:"国家花了三百个亿,买了三个不满意:知青不满意,家长不满意,农民也不满意"。其实际后果比这句话还要严重的多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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